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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7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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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觉悟 于 2011-9-28 11:0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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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2)——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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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e, w I/ w8 `“我知道……如何领导”5 ?5 K& G1 s. Q
; o5 o3 u7 {- L- W/ K巴多利的成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复制。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w, a( S" G; ]2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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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甘地于1929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员和朝气蓬勃的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中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还筹集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群众集会传播了出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但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7 n3 E; ^3 N: |(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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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甘地成功地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X4 P+ j- {" Z1 A2 a)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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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 r! v2 o+ d( z* R: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之前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度。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作伙伴。58
" L7 y6 i1 G% u: B7 Z m) B: n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1929年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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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甘地政务繁忙的1929年,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作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衣服取而代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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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政治家会以他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为另一场非暴力运动做好了准备产生了疑问。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领导公民不合作行动,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到一线这样的希望。”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发动一场有限规模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行动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B& p$ j9 t. I- E5 Y 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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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自1925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期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表明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濒临险境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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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出生在约克郡,父亲是第二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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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但他的政策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去年12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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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对欧文的动作的恰当回应并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之内他就产生了疑窦。他怀疑把宪政改革寄托在与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12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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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标是以公民不合作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的做法,并阻止甘地把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采纳为正式方针。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甘地再次恳求他的政党中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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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他常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等待明智的策略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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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 H1 `2 c W+ w3 }* t1月6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是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r, s( ^2 j( |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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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 `1 A( g7 F* G! g, C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1月26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当代回声:“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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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D4 p1 W% b) d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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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9 N3 @4 o* }7 E" h- O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会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2月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合作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越贴近人民。69& n; F7 P/ T T0 z,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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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J! @0 I, W) x2 w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府自19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印度领导人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E2 t: d7 F( y: ~9 H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对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当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食盐运动中所展示的自治(swaraj),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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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对他们有同样影响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的共同目标感。在所有对英斗争中,食盐运动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因此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阻挡或激烈的回应。相反,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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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W# R$ [" d, j- F6 @' q: C6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征税在内的11项要求,他们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但它们的影响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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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在3月11日从食盐“非暴力抵抗”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s+ Q4 T% `4 y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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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 G9 t/ j* E( H, l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月20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1929年1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747 m! u5 A& ?' y&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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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不得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中断普通文官统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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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服务的印度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牢牢在握的形象示人。“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会在印度继续掌权的政权工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的温和派。75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政府的控制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的实际需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削弱政府的力量。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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