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党人会怎样看中国？

游子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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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崛起必然遭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抵抗，战争不可避免！”

同声传译讲完这句，会场一片窃窃私语。演讲者皮肤略黑，却是欧洲人的轮廓，当翻译讲到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时，滞后的掌声让他有些猝不及防，用以加强语气的右手僵在了半空。近二十分钟的演讲结束后，主持人迅速卸下耳麦，凑近话筒说，“感谢布拉尔同志。”

“同志”，听众似乎没感到不协调。作为英国共产党（马列）主席，茶歇一开始，西装革履的布拉尔立刻被几位中国学者围起来。有人和他热情拥抱，也有人争辩说他的判断太过惊悚。但布拉尔一再警告，帝国主义仇恨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这是2012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中国社科院报告厅里，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尼泊尔的共产党人陆续上台，演讲中充斥着诸如帝国主义、列宁、剥削、反动之类的词汇，但从他们的语气和手势当中，你能感觉到充沛的热情，甚至是忙于挽救的焦急。

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带来研究成果，准备了数十页演示文稿，在中国的讲台上反对自己的政府，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演讲只安排15分钟显得吝啬，他们无一例外超时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午餐时间被迫推后一个多小时。

相比于演讲者的热情和以往的话题——这里曾发布过房地产、消费、贫富差距、政治参与等各类报告，内容现实直接、烟熏火燎，足堪挑动公众神经——当天的话题是“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未来”，看起来有些冷僻，几乎没什么媒体同行到场。

根据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世界上有一百二十多个以共产党命名或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秉持怎样的政治纲领？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共产党的坐标中，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


“别纠缠中国”

在伦敦西部的印度裔社区，一栋三层小楼里混合了朝鲜、古巴、中国的装饰元素，会议室将近一百三十平，即使全部党员同时开会也绰绰有余——这是布拉尔的英共马列总部。



2008年7月，布拉尔在这里发起了“别纠缠中国（Hands off China）”运动。近五十名党员坐在会场里，听布拉尔声色俱厉地演讲，四周墙上悬挂着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画像，以及以天安门为主题的红色招贴画，俨然1990年代中国西部某县党委会议室。


你当时为什么发起这个运动？

“帝国主义媒体肆意攻击中国，做得太过分了！”布拉尔向我讲述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在英法等国传递时遭遇的抢夺和破坏，他说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义愤填膺。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必须公开地、毫不含糊地为中国辩护，驳斥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媒体散布的谎言，我们的努力相当成功。”

至于怎样个成功法，他没有详谈，只是说，“别纠缠中国”博客正抓紧升级，很快就能完成，“一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媒体又恶意攻击中国，就准备曝光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劣迹！”

2008年7月间，“别纠缠中国”运动在国内被大量报道，和揭露“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文章一样受人欢迎。在中国记者远赴英国拍回的照片里，布拉尔神情愤怒地站在一面红墙前，背后挂着“马恩列斯毛”的标准像。

布拉尔是印度裔，身材高大，须发皆白，讲起话来有种不容置辩的气场。他阐述的观点似曾相识，比如，就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啦，因为你挡了美国霸权主义的路啊，占了帝国主义者的“禁猎区”，诸如此类。总之，“不是中国做错了什么事。”

如果就此以为布拉尔对中国处处认同，那可就错了。在谈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时，他坚称都是“市场惹的祸”，并认为中国必须制止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及时调转方向，清除资本主义成分。

不止这些。“美帝国主义正准备跟中国打一仗，好独霸亚洲，中国可得注意了”，“市场经济削弱了你们的民族精神”，“市场在中国的扩张正持续地呈现在西方媒体上，被当作资本主义不朽的证据”……

“布拉尔同志，你的观点有点吓人。”



其实，在英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英共马列可谓最“激进”的一个。英国目前存在大大小小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英国共产党、新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劳工党和英国革命共产党规模稍大。

2004年前后，布拉尔还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一员，但到了7月，社会主义劳工党内部的思想分裂激化，布拉尔一派与党主席斯卡吉尔在很多问题上谈不拢，他指责后者反对朝鲜“拥核”是要让它变成下一个伊拉克，还说他对马列主义不够热忱。最终，在争执、谎言和咆哮中，布拉尔“另立中央”，成立英国共产党（马列）。

从此，布拉尔把“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仙境方案”抛之脑后，以党主席身份成为朝鲜劳动党的座上宾。

“我知道你很惊讶，但我是真诚的，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布拉尔说。

“高扬天际”

等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发言时，我才注意到会议手册对“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介绍。论坛在2009年10月的重庆首次举办，那时“唱红”轰轰烈烈，没多少人注意到它，一百余名中外学者入驻的北碚区海宇温泉大酒店，也还没有因为雷政富而声名鹊起。

美国共产党员瓦迪•哈拉比对那次世界共产主义学者的团聚印象深刻，与会者不仅同意“要继续振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的安排下，夜览嘉陵美景，“霓虹闪烁，江风轻拂”，哈拉比形容说。

如今，重庆唱红已经偃旗息鼓。论坛主持人、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强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国内的国际共运研究也十分寥落，仅社科院还设有专门的研究中心。

布拉尔对此感同身受。他于1962年前往英国，1996年放弃了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法律学教职，投入职业政治活动。他的英共马列2004年创建后党员人数维持在百人左右，日常开支仰赖党费，每次开展活动则需另行募捐。布拉尔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员，只要有人就会有资金。”

为扩大影响，一些共产党转而鼓励党员加入工会。布拉尔承认，工会也对共产党组织没兴趣，这与60年代的形势大相径庭，“哎呀，总之我们境况不好。”



在美国，共产党仅有党员3000人，那已是美国左翼政党中最大的一个，此外还有一个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响应者寥寥。

美国人为何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据说是一个挺热门的学术话题，影响比较大的观点认为，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大陆工人，因此安于现状、不倾向社会革命。国内秦晖教授的解释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

虽然如此，瓦迪•哈拉比却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的观点被中国学者多次引用。

哈拉比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相当于社区学校）的一名讲师，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的普通委员，但他在中国却极受欢迎，连日共副委员长、法共中央委员都难望其项背。

“因为他是美国人啊，”社科院一位青年学者倒觉得不足为奇。从2000年开始，哈拉比先后在中国的顶级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设坛开讲，在众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其理论文章被当作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成果译介和引用。第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期间，若非妻子突然染疾，他原来要在中国呆上20天。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环境危机、粮食安全都是哈拉比关注的领域，可是面对中国记者，他愿意表现得对“科学发展观”很在行。

“科学发展反映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它追求平衡和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有效落实，需要有中央集权、国家规划与人民大众的参与”，“与在野共产党和工人党相比，执政的共产党更具有组织能力来倡导科学发展，对抗环境污染和价格垄断。”最后又加了一句：为了科学发展，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联合起来！

布拉尔则说，中国，中国应该成为全世界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们的灯塔，就像它197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是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承担的责任，它将使中国的声望“高扬天际”。

事实上，当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观点便流行开来，但中共早在1982年就确定了党际交往的四项原则，反对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不利用党际关系干涉内政，不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具体活动也以理论研讨会、代表互访等为限——2012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进军还在强调这些内容。



日本特色社会主义

“日本鬼子滚出钓鱼岛”，——2012年9月18日，日本共产党员小寺松雄在北京亮马桥看到了愤怒的标语，他还用生硬的普通话向我描绘了成百上千矿泉水瓶掷向日本大使馆的场景。“民族主义的错误的表达方式让人担忧，这是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他犹豫着说出了他的结论。

一边是共产主义的理念，一边是中日纠葛的现实，你能感受到他的分裂感。小寺松雄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已经年满65岁，即将退休回国。

作为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历来被认为是对华友好的媒体，小寺松雄驻华6年，瘦小、和蔼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一次就中国“两会”谈信心，一次是宣传他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采访，还有一次被用于赞赏会务人员的热情服务。

会面之初，小寺松雄一再强调，身份所限，言论会有所保留，但其坦率仍超出我的想象。

《赤旗报》驻京机构设在东直门的一栋公寓里，准备接替小寺松雄的记者正在整理房间，报刊、办公设备摆了一地，临时办公桌上堆满材料。在小寺的十八大报道里，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被写进大标题，内文涉及国民收入10年翻番、科学发展观列为指导思想，等等。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日本人的较真显现了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是什么？目标是GDP世界第一吗？”他有点故作疑惑，感慨道，唐代的GDP可是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呦。

日本共产党的目标是什么？“日共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目前是要成立保护宪法的联合政府。”事实上，日本共产党是发达国家共产党中最成功的一个，经历苏东剧变后仍有四十多万党员，为日本第四大党。

何时能联合执政？“21世纪的早期，10年20年。”在去年12月的大选中，日共原本计划夺取众议院的18席，最终仅得8席，比选前还减少一个。“我们失败了。”小寺说。

从1970年选择走议会道路开始，日共就谋求通过竞争性选举执掌或参与政权，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全球废弃核武、保证国民生活等，都是它借以吸引选票的政纲。为了壮大统一战线，日共反对将特定的世界观定义为“国家哲学”，党员也可以信仰宗教，认可党章是惟一入党要求。

虽然在选举中不得志，但日共在日本国内的声誉还不错，被称为“最清廉的政党”。我小寺说，在日本的企业里，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共产党员，就会被区别对待，故意降低工资甚至解雇，因为企业经营者反感共产主义。“党员不管多么困苦，也根本没有受贿的想法，和延安时代的中共是一样的。”

由于主义相同，小寺对中国共产党的确会多出一点亲近感，但日本的报业竞争异常激烈，《赤旗报》选择了新闻本位的报道方针，它的中国新闻从不回避敏感话题，群体性事件、陈光诚、高层人事布局，总体来讲与其他日媒无异。

可以说说重庆吗？“从已经公开的事实来看，坦率说，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肯定的评价，我是不赞成的，不根据法律来行事也是不对的，要依法办事。”

这些评价和他早年经历有关。小寺松雄20岁时加入日本共产党，那是1967年，而在一年前的7月，毛泽东声称国际上有4个敌人，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以及反对暴力革命、承认苏修的日本修正主义者。

“所以日本共产党内的毛派分子，攻击、控制我们这些大学生，施加暴力。”小寺作出拳击中的格挡动作，苦笑着摇头。我立刻想起网络上日共毛派运动的影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