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3年前亲历抗议美轰炸使馆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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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的5月8后，我已经过了12个很平淡的5月8日，若不是今日早上醒来看到有新闻在提醒那年的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被炸身亡——那么，今天将是第13个平淡的日子。但是记忆的闸门瞬间却被炸开，像我乃至我们这一代人如此平庸的青春，值得纪念的日子，本来就不多，如果有的话，这一天大概可以算一个。一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复旦大学的6号楼，准确地说，我是被“知道”的，同学之间小范围的流传，最终得到了辅导员的确认，是的，美帝动手了。


从下午开始，便陆陆续续有学生开始前往位于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美国领事馆进行示威，对我而言，示威无可无不可，大家都去，那就去凑凑热闹吧，如果不去，也是可以的，我还惦记着《三国七》，不要耽误了我一统中国的大计。等到晚饭过后，终于按捺不住，几个人打了一辆车，前往美国领事馆，司机听说了，然后下车的时候，彬彬有礼地收钱：“炸了是炸了，你们去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还要生活，对吧？”


传说中的急公好义的师傅，终究是没有等到。 乌鲁木齐路外，已经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各个大学拿着自己的旗帜，圈住了自己的地盘。其实对于那晚的情形，我也不算说太多，因为很不精彩，几千学生在外面，显得很愤怒，除了不断地喊“打倒美帝”以外，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口号，偶尔有几个情绪特别激烈的学生想翻过美领馆的围墙，最终失败。在激动了一会以后，我突然想：“翻过以后，能怎样呢？”


最终，人们选择了扔东西，我手中有一瓶矿泉水，想也不想便扔了出去：“哎呀，歪了。”但是这个被扔歪的瓶子，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不偏不倚地准确命中美领馆围墙上的一盏灯，嘭的一声，美帝的灯被砸碎了，人群中一阵欢呼。那时的情景如此清晰——一位站在我旁边的不知道什么学校的女孩子欢呼一声，激动得想把我抱住，但是最后她的矜持战胜了她的爱国情感，而我望了一眼，这女孩真心长得不错，而我读着大一，没有女朋友。但最终我没有表达对漂亮女孩的爱慕，我想，那是我觉得在这么严肃而庄严的一件事情面前，却夹杂着无聊的个人情感，未免有点亵渎。美帝未灭，何以家为？


那天晚上，黑压压的人群中，除了这个矜持的女生，还有一个女生的发言震耳欲聋：“我们大家要冷静点，别像五四的SB们一样——”你可以想象到的，她侮辱了五四的先贤们，所以在嘘声中，她的声音被淹没了。
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肯定是个高年级的学生，像我们这种刚刚离开高中进入大学的小朋友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二，她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们千万不能被政府利用了，但是利用了就利用了，我们乐意，不然哪有机会参加这么热烈而庄重的盛会？
示威的末尾是，我们几个人觉得老在美领馆外转悠不是办法，于是辗转到了英国领事馆，准备冲进去，英国领事馆门口那个孤零零的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中国卫兵大骇，我想，他是拿不准主意，如果我们要硬闯，他手中的刺刀是准备对着我们还是准备放下来。
纠缠了一会，最后放弃，是的，英国佬不地道，他们卖给我们鸦片，要我们赔钱，割了我们的地，而且还烧了我们的圆明园，现在，他们又是美帝的小弟，穿着同一条裤子，但毕竟，那天，他们没有炸我们的大使馆。当然，面对着刺刀，我害怕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总之，看到了一轮明月，学校派出的车把我们送回了学校，当晚，我一直没有看到“复旦大学”的旗帜在飘扬，本校学生只有一个类似于参加中学生运动会时进场所举的牌子，贴在上面发黄的旧报纸，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可怜的黑色小字“复旦大学”。
丢脸了，回到学校，我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在寝室，各人陆续回归，大家循例讨论了一会，我们寝室六个人，有三个是学广告的，他们都没去示威，我很不屑地想：他们毕竟毕业以后是要进像奥美这样的大的广告公司的。无趣，我又趁着熄灯之前打了一把《三国七》，把里面的曹操幻想成为美帝，狠狠地打了曹操一把，然后安详睡去。


二、此后的事情，便进入了正常的轨道。

鉴于本校新闻系一直在上海的传媒界有压倒性地位，所以，本系一直是上海媒体采访的“重灾区”。其后，本系自然有学生自动进入被采访行列。此前我就看过类似的采访，现在想起来，即使那时候只是个十八九岁的人，但当麦克风伸到面前的时候，其实不用别人引导，自己受到的教育已经在提醒你，你应该说什么话，而在这种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谁会说跑题呢？
第二天下午的全校大会上，本班一位女生作为发言代表，在全校面前发言——被炸死的毕竟是新闻界人士，这样的安排是再恰当不过了，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位女生发言，我至今不清楚，因为她成绩不算突出，长得也不算漂亮，哎，或者是抓阄吧，反正大会上需要的，不过只是一个道具。我第一次目睹了如下场景，每当发言的间隙，党委书记和校长就站起来，举起右臂，带领大家高喊：“打倒美国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大家呢，自然是傻乎乎地叫，我也跟着。无聊之中，我清点了一下人数，我们只有24个男生，很好数，那天一个不落，这是我进入大一下半年以后，第一次看见24条好汉全部归位，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了。

晚上，我们被组织去看电视，辅导员一直很紧张，但是当时任共青团总书记的胡总书记官方认可了学生的“爱国行为”以后，辅导员长舒一口气，然后开始训导我们：“别以为你们干什么，人家不知道，我告诉你们，那里面有多少便衣和国安局的人，还有多少摄像头，知道吗？”


我对此话，深深地不以为然：“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不就砸了一盏灯吗，为什么要怕便衣和国安局的人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胡总书记发表了电视讲话以后，辅导员如释重负，当然，后来慢慢就明白了。 我们的辅导员是1989年入学的，那一年，他们去大连军训了一年，原因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辅导员说，他入学后的某一年，在文科大楼上，突然跳下来一个人，立毙，“掉下来的眼镜本来还好端端地立着，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镜片就突然碎了。”这种宛如周星驰电影里的画面描述，最对我的胃口，但是这是活生生的跳楼，而这次跳楼，则是某事件的余波。


某事件，虽然我是1998年入学，但是那四年的时光，仍然能感受到某事件对于新闻系的影响，我的老师们不止一次提到，在那次事件中，复旦新闻系在上海是重灾区。一位老师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你看，某报纸出来造反了，定睛一看，带头的 ，是复旦新闻系的，另外一个单位出来了，完了，带头的，还是复旦新闻系的。”而我们在下面，嬉笑声一片……我们在意的，不是新闻系的前辈们领头做了什么事，在意的是，哎哟哟，你看，领头的是新闻系，这样就够了。 后来碰到本班的一个广东老乡，美女，这是我见过对政治最关心的广东美女，她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昨天晚上，有个海运学院的才子啊，当着大家发表演讲，讲得真好。”我刹那间没了兴致：“是吗？可惜，我先走了。”


三、示威了，得到政府认可了，天下太平了，生活应该继续了。
本校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要抵制美货，但无甚响应，该出国还是出国，该念托福和GRE的还是继续念。在大学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自己折磨自己，现在想明白了，因为我们只有“托福”，才有那么一点点机会能摸到生活的“G”点，他们去考托考G，无非是比我更早地想通了这个问题。其后，某节课，请来了一对美国教授夫妇跟我们交流。本来气氛尚算平和，但是当那位男教授提了个观点：“All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hated（所有政府都应该被憎恨）”，这下顿时炸了锅。你憎恨你的美帝政府，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爱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憎恨我们的政府呢？


义愤填膺中，我们开始很不友好地向这位教授发问。我记得问得最多的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我们理直气壮地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是无耻的，美国，那就更是这样了，不然，为什么要炸我们的大使馆呢？我们抬着头，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一层慷慨激昂的细细汗珠。课散了以后，我们的老师不无遗憾地说：“你们不应该这样，这是个很有地位的教授，他的很多学生都是著名的记者，你们其实可以问问就这个问题问得细一点，具体一点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操蛋，面对一个敌人，问这样的问题不是灭自己威风吗？


你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一个很有地位的美国教授，他在跟一群中国的大学生讲一个对他来说是那么显浅而又天经地义的观点，政府应该被憎恨，政府权力应该被限制，但是，因为这个，他遭受了一群中国学生的围攻，是围攻，我不知道他是觉得可笑，可怜，还是可悲呢？
四、一晃眼，13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年。当年参加的游行，无甚可耻，也无甚光荣。当初不过就是抱着“游行了，同去同去“的想法，去凑了一把热闹。当年那个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的同班女生，现在也在广州，不过这十年，基本没有见过她。那个漂亮的广东女生，后来毕业去美国留学，然后在高盛呆过，现在据说在一家外国银行打工，嫁了一个美国人，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的关心政治——当初辅导员警告我们说，在我们游行的时候，身边会有国安局的人员，毕业的时候，国安局来我们这里招了一个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人去当公务员，但现在，我只能”庆幸“，天可怜见，我们这批人中，终于有人混进了特权阶层。只不过如果某天他奉命去监视学生运动（当然如果还会再有学生运动的话）的时候，是否会想起1999年的5月8日，他也是示威游行的学生中的一员？  2001年9月11日，当晚听说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已经处于大四的我，正和几位室友在外面网吧打游戏，听说这事，我们哦了一声：“美国佬怎么也被搞了？”然后继续手中的游戏，大四了，准备和社会接轨了，我们要担心的是毕业以后去哪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而万里之外的美国被人搞了，世界震惊了，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瞬间，我也明白了，当初参加5月8日游行的时候，为什么多是我们这些大一的新生了，也罢，我们的青春本来就如此的平庸可怜，就把这样的事情当作一种点缀和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