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路北上、挺进昆明的云南亚洲象群，究竟要走去哪？据“云南发布”消息，截至6月4日17时，北迁象群不再继续北上，往西南迁移6.6公里，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活动，人象平安。象群北上，是“出逃”还是动物最基本需求，怎么“劝返”？原本的栖息地发生了哪些剧变？象群事件背后折射的仅仅是15只大象的问题吗？动物保护究竟该怎么做，人类与动物、与生态系统如何共生？对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以下为采访全文。
5月28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境内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图片来自新华社
【采访/陈轩甫】
观察者网：这次象群北上的原因，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有些说法甚至看上去是对立的，比如有人认为栖息地被破坏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当地环境恢复得太好，树林茂密反而影响了大象通常吃的低矮灌木生长，导致它们被迫外出，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王放：这次象群迁徙在有些描述里边被说得很有趣，在有些描述里面则很神秘，大象好像有远大的目标，要一路向北。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大象绝不是“出逃”，保护区也不是把动物关起来的地方。迁徙或者迁移，是动物最基本的需求。如果动物不能正常移动，那么它们的生存能力将大幅度下降。
迁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为了食物、水源、繁殖，寻找新的栖息地，逃避捕食者或者回避过于强烈的竞争、降低近亲繁殖风险等等。当动物失去迁移能力的时候，种群生存力往往可能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局部灭绝。
迁移有一些基本的、跨越不同物种的规则。如果土地的生产力下降，比如森林没有足够的树和食物，再比如草原退化、出现荒漠化，那么动物就会开始迁移。如果土地变化剧烈，质量急剧下降，往往会导致动物开始长距离迁移。
声称当地环境恢复太好，所以不适合大象生存，这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在科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的大象数量下降了超过50%，而在西双版纳区域，尽管过去20年大象数量可能出现了回升，但是如果我们看50年、100年的变化，整个区域的大象数量是处于持续下降之中。
在大规模开发和橡胶树种植之前，这个地方有连片的原始森林、分布着雨林和季雨林，有原始得多、保存完整得多的植被，它们在自然生长的状况下，源源不断地给大象提供食物。
今天从整体上看，好像西双版纳的“森林”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部分中有相当比例是橡胶林。大面积地砍伐热带雨林、甚至是季风常绿阔叶林，用来种植橡胶树。橡胶林虽然是森林，但是它的物种组成相当单一，像绿色沙漠。同样重要的是，草坡、溪谷、灌丛这些森林之间的低海拔沟谷地区，是大象最喜欢的地方，也是被优先开发的地方。因此我不同意说因为森林恢复好了，大象反而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情况。
真正出问题的地方是，第一，天然森林的整体趋势还是在消失，第二，森林变得高度破碎化和孤岛化。以前大象最喜欢的这些山地之间、沟谷里的河滩、平缓的坡地，还有草地，都被种植了大面积的橡胶林，变成了人类活动空间，它们失去了连接。
西双版纳橡胶林内部地表情况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顾伯健博士拍摄
观察者网：谈到人与象的关系，除了橡胶林的问题，也有一些其他说法。比如有人提出，1997年开始收缴猎枪以后，大象所受的直接威胁大幅降低，最终它们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也成了远距离迁徙的成因之一。你认为这样的因素确实存在吗？像大象这么聪明的动物，改变行为，真有可能需要那么久吗？
王放：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这次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15只大象，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背后藏着动物生存的普遍规律，这背后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其他大量动物所共同面对的。当动物的迁移出于某种原因被阻断之后，往往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重新学习迁移，重新获得迁移的能力。尤其是在大象这样的社会性动物里面，不管是迁移还是觅食、求偶、繁殖、越冬，它们都是集体行动。这意味着它们之间遵守着一些固定的规则与习惯，有点类似我们所说的“文化”。
而这些规则和习惯是通过一代代的传承，通过幼年个体的学习，也通过在这个世界里的尝试、适应和犯错之中形成的。所以当环境急剧变化时，它们要花很久的时间去适应，即使环境真的再次好转，它们也要重新适应。重新适应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探索、尝试、犯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15只向北迁移的大象，其他大象也需要在这个森林生产力变低、环境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增加自己迁移的距离和频率。
观察者网：还有人指出，从2007年起，因澜沧江景洪水电站建成，水位上升，导致象群迁徙通道淹没，它们只能活动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与普洱市澜沧县境内，从此被命名为“澜沧勐海象群”。对于大象这样的明星物种，按理说环评是不可能忽略它们的，是否当时对象群的迁徙需求估计不足？能否介绍下亚洲象的迁徙习性？
王放：探讨大象的迁徙，我们要意识到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大象的原始祖先生活在非洲，但是今天从非洲到印度、中国、一直到南亚岛屿上面都有大象，可见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能够进行迁移的生物，在迁移的途中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习性，不断适应新的空间。这些变化是在万年的尺度上发生的。
而在过去几十年，或者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呢？一旦出于某种原因，长距离的迁移被阻断，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动物往往需要花很长时间重新学习迁移的能力。这种学习也意味着犯错，意味着要重新形成新的习惯，也意味着会出现更加异乎寻常的迁移。
回到大象上，它们的迁移是从来没有停止的，在西双版纳保护区的子保护区之间，在城镇之间，一直存在象群的迁移和游荡。有大象在向南走，也有大象在向北走。这种迁移的能力在大象中普遍存在。
而在这次事件里，确实出现了更长距离的迁移。但是这样的长距离迁移，在动物世界里也并不是仅此一例。像我们熟悉的美洲的灰狼可以在一年之内移动超过1000公里，美洲狮可以迁移超过2000公里；而一些食草动物，比如说驼鹿、麋鹿，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迁移超过500公里甚至更长的距离，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也会迁移700公里。
所以，迁移是动物世界里最基本也最常见的行为，这次大象的迁移路程或许让人吃惊，但是从整个动物发展史的角度看，我们仍然首先需要意识到，第一迁移普遍存在，第二长距离的迁移，对动物长远的生存是必须的。第三，动物行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生存，因此如果不是生存遇到了挑战，它们为什么要冒险闯入未知的区域呢？
观察者网：还有人提出比较奇特的观点，这次事件与磁暴、磁感应有关，声称“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而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但在我看来大象与鸽子、帝王蝶的差别还是很大，也没有其他更多、更明显的动物异常现象佐证。你如何看待这种“磁生物学”的说法？
王放：我觉得，对于磁暴的作用机制，即便是在鸟类这些已有大量研究的物种身上，还是有很多疑问，而在大象身上，以前没有观测到类似的情况。
而且从逻辑上面判断，如果大象的迁移、行为受到地磁或者太阳磁的显著影响，我们应该注意到全球的象，至少不仅中国的象，包括南亚印度和其他区域的大象也都会出现异常的、长距离的群体迁移。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证据。
所以，一方面没有野外证据，另外一方面，在微观的机制上也面没有透彻的了解，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样的判断需要非常谨慎。
观察者网：现在人们还很关心如何才能让这群象返回。用食物引诱象群的措施，在规避人口密集区域方面似乎有点效果，但好像还不足以让它们掉头。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王放：我们确实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我想很尖锐地讲一句抱歉的话，生物学家、研究野生动物与生态系统的人，在这个时候的作用已经很小了，大象专家起不到多少直接的帮助。
为什么？生态学家们的作用或者功能，是应该在几十年之前就发挥的。这些研究野生动物的人能干什么？干的是给大家讲述动物的环境需求，识别动物自然保护的困境。一个又一个研究大象的团队，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强调橡胶林、栖息地退化和保护，强调给大象建立迁移的通道，所以这些生态学家做的事情，更接近于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但是，如果这些保护栖息地的建议，这些从根本上给它们留出生存空间，给象和人留出缓冲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那么到今天，自然就会出现大象和人的矛盾加剧，甚至大象长距离迁移的现象，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今天这种局面是应急处置，生物学家可能在这个时候，还不如手握着麻醉枪的麻醉师，不如能够调动部队或消防员的管理者，也不如监测队员。和事后补救不同，生物学家是应该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去想办法阻止的，而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在几十年前、在环境出现急剧改变之前，就听到这些保护生物学家的话。
那么，有没有好的例子呢？有的，比如不管是大熊猫还是雪豹，保护措施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麻醉师，确实也有很多人在想，是不是可以麻醉后“遣返”。这样的操作是不是难度很大？
王放：我参与过一些野生动物的麻醉和捕捉，比如黑熊和鹿科动物。麻醉动物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需要准确地估计动物的体重，需要评估动物对于不同剂量麻醉剂的敏感程度，要避免过量麻醉和麻醉不足，经常需要先用小剂量注射，再逐渐增加补充。
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动物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出现过敏，或其他不良症状，所以还需要兽医医疗团队。
即便是麻醉之后，也需要给动物时间恢复，需要在它有可能受伤的时候限制其行动，还需要减少应激反应，不让它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需要观察它从麻醉状态重新恢复之后会不会有报复或者其他行为。而对于15只象，里边又有小象，这样一个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的家庭，要麻醉它们是极度困难的。
2020年12月，18头亚洲象重返云南西双版纳勐仑保护区，当地紧急启动肇事预警监测。图自央视
观察者网：在澜沧县林业和草原局的报告中，提到资金投入不足，对亚洲象的监测巡护、预警造成很大制约，而且亚洲象专业管理人员不足，由县林草局保护股管理。似乎很多环境问题，最后总是归结为钱，但是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王放：亚洲象的监测和预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有接近300头亚洲象，分散在5只到20只组成的几十个群体之中，而且它们会移动，它们头顶可能会有树或其他遮蔽物。因此，监测这么多象，是一个巨大且不能松懈的工程。
除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工作的持久性都是巨大的挑战。我想这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源。
观察者网：现在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也时有报道，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赔偿制度，建设得如何？
王放：在西双版纳，据我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一些生态补偿，到2009年已经有商业保险。人面对大象时所受到的损伤，不管通过政府还是商业机制是能够得到一定补偿的。
在西双版纳区域，当地居民已经对大象展示出非常大的容忍与包容，我想赔偿机制也是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南亚的一些区域，肇事的或者与人冲突的大象，往往直接就被捕杀了。
当然在西双版纳民众的容忍背后，除了赔偿，也有大量的努力，就像之前提到的监测、预警等各种复杂的机制。
“绿盾2018”专项行动第八巡查组在云南巡查发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长期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活动，如管护站出租土地建矿泉水厂。图自澎湃
观察者网：考虑未来的方向，也许可以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进行生态移民，从而扩大“封闭式”保护区，加强连通性。也有人发表文章，反思“封闭式”保护，要探索“封闭式”保护的突破口，比如以生态系统容量为基准，合理划定保护规模；尊重社区传统利用方式，构建人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针对无火灾式管理影响林下植被更替的问题，倡导还原真实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等等。您认为哪些想法有可取之处，有些人是否过于美化所谓的“社区传统利用方式”？
王放：第一，我认为对于封闭式保护区的讨论有很积极的意义，但是西双版纳的保护区从来不是封闭的。保护区周边、甚至保护区的内部也还存在人类活动、干扰、甚至橡胶树种植这样的行为。因此，尊重社区传统利用方式，构建人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针对无火灾式管理影响林下植被更替的问题，倡导还原真实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等等都有可取之处，但西双版纳和我国很多区域的自然保护，需要先把最基础的功课做好，就是保护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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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问题的根本仍然还在于我们需要连贯的栖息地，这些连贯的森林不仅是大象需要的，也是当地人需要的。它像是一个缓冲，可以让大象在大面积的栖息地里边移动，也可以让大象在获取食物的时候尽量减少跟人的接触。
事后赔钱可能能够弥补当地居民的损失，而监测和报警机制，能够在大象游荡的时候，减少人象狭路相逢，激怒大象的几率。但遗憾的是，这些机制看起来都不是能够扭转问题的根本，无论如何，栖息地才是一切的根本。
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动物的迁移扩散是有普遍的规律的，当栖息地质量下降，当栖息地生产力降低，出现剧烈变化的时候，也是动物开始出现行为异常的时候。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版纳出现剧烈动荡的动物，还有白颊长臂猿、印支虎、绿孔雀，而这一次，是大象给我们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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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1-6-5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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