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富人移民掏空中国 独自回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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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山西亿万富翁遭官员非法拘禁 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的新闻，让活跃在互联网的公知和民营企业家们再度热议起移民问题。 报道称，山西籍民营企业家卫宪法，一个靠自学而在中国铝矾土行业小有名气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积累身价上亿。6年前，遭当地民政局官员非法拘禁后致企业易主，亿元资产被零元转让。近日，卫宪法开通微博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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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T1 D, S, u/ \* N6 G: I+ ?1 k卫宪法的遭遇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与移民话题再次被热议。此前，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悄然注销户口、移民加勒比岛国的新闻，早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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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q' \7 Z& f热议中，针对民营企业家移民现象，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指责说，“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带动后富，移民就是卖国，也会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知名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从长远看，人才的流动是利大于弊。“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
( u4 L8 M& Q4 z9 l争议的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数据是近日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蓝皮书中显示的：“在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有调查分析，当前企业家移民原因还包括：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的生活环境与完善的社会保障……  
! T! l" L! y. N2 p●对移民美国的很多中国内地富人来说，美国护照就像无法再装回到瓶里的妖怪。  ●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才不会被“拐跑”。  
民营企业家何以大量移民

“由于法人代表国籍变更后，有望获得税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移民对企业主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的时期，靠移民争得一口喘息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在李志起看来，近年来，国内诸多民营企业家换国籍是为过冬造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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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起是一家营销咨询集团的董事长。他认为，很多高净值富人的财富来自经营私营企业，移民动机是基于企业生存这个更现实的考虑，“只要政策依旧，经济环境依旧，民企中的融资式移民将会越来越多。
" d4 z' n# ?# Y9 P3 p$ Y徐浩移民加拿大已经一年了。移民前，他独立创业已经有5年，经营着一家属于消费类行业的中型规模企业。厂房原来安在石家庄的徐浩后来又远赴安徽办厂。
辗转多地的徐浩在税收、用地、用工上都觉得难以获得支持。为了让公司获得更好的发展，移民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徐浩没有想到，移民后所受的礼遇来得那么猛烈而迅速。法人代表变更为外籍人士后，徐浩的公司在2012年转为外资企业，按规定获得税收上的减免。让他没有意料到的是，自己在安徽的工厂一直以来因为土地问题迟迟没能扩建厂房，但外资企业的身份却帮他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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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移民国外一般分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徐浩这类民营企业家大多选择投资移民。
虽然花费不菲，但因“出口转内销”后，能享受到此前难以奢求的“超国民待遇”，移民对民企的诱惑实在难挡。
9 T& X/ S! o9 ^& f( ?$ E6 Y另外，移民也成为了曲线融资的一个捷径。俏江南董事长张兰为企业上市而移民岛国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李志起透露，地方政府如果能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保持一致，金融层面如果能够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民营企业家不会通过移民“曲线自救”，也会减少这种融资式移民。
* Q: Q6 j+ }: g  ?& M4 c& G事实上，国内民营企业家移民的原因远不止如此。有调查分析，当前企业家移民原因还包括：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的生活环境与完善的社会保障，期待没有因贫富差距导致“仇富心态”的氛围……移民远行所“期”也是中国当下所“缺”。

; w6 b4 f- S. x' Y4 t0 y. B5 u# Z“裸商”现象剖析 由中国银行私人银行部联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提到，对大陆18个重点城市千万元人民币级别以上富人发放980份有效问卷调查后，统计显示有超过半数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中国东部和南部被调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更多。

% }1 D: e/ j2 J" a( B媒体报道称，中国新一轮精英移民有三大特点：首先是移民不再以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为主，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大陆作为赚钱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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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不移居”的富豪，把家庭和部分资产利用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留在国内经商，被称之为“裸商”。尽管这些“裸商”仍在大陆经商，但他们移民方式几乎都是投资移民，所以必然会带走一部分资产，且移民后赚取的财富也将继续转移到国外。“裸商”的出现，引来舆论一阵挞伐。有人质疑那些靠着大陆政策红利先富起来的人，不仅没有带动后富者，还把在中国赚的钱大笔拿到国外消费，为别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痛批这种做法在掏空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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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裸商”这个称呼，移民富豪们很有意见。浙江商人王明直称：“每天刷微博，处处充斥着‘裸官’现象，当权者在有能力时把自己的资产和家庭转移到国外去。‘裸官’的存在，给民营企业家带来很坏的示范作用。”

“大量资本外逃不仅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会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因此，防范财富大规模流出刻不容缓。”国内有评论称。

# C  c- H2 R$ c: e' X知名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则认为，资产外流并不意味着资产从中国消失。对于个人合法收入，所有人都有权自由支配，包括携带资产移民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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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福进一步解释道，有能力积累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必定有着相当的经营能力和工作欲望，即使移民海外也必然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很少成为坐吃山空的闲人。“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刘国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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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公民”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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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_& O% T1 T2 h7 D对移民美国的很多中国内地富人来说，美国护照就像无法再装回到瓶里的妖怪。他们中越来越多人正考虑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这在10年前几乎无法想象，当时获得美国护照在中国可是顶级身份的象征。


8 L3 W+ d, p0 R: G31岁的家庭主妇吴莉(化名)大约一年前开始盘算这件事，“我后悔死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后悔死了，”吴莉讲起美国公民身份时说，“我永远也不会回美国去。”她想法改变的背后原因是纳税。根据美国法律，公民和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不论住在哪里，其世界范围的收入都要被征税。
在美国纳税是严肃的法律问题，但很多移民在决定变成美国公民时却未认识到这点。2010年3月，华盛顿通过《外国账户合规纳税法案》，目的就是打击在国外的偷税者。不光纳税是个问题，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还面临繁琐的美国税收申报要求，在美国境外银行开户时也常遭遇麻烦。从事移民工作的香港律师蒂默斯·邓说，很多中国富人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过程中了解到美国税务机构将监视其全球收入后，就中途放弃了，“很难找到一名税收申报历史没有瑕疵的中国企业家。”
' @7 ]# M& Y) `- ]$ |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也要付出很大代价。邓说完成这一过程需花上一两年，还有高额法律咨询费用。但移民美国的内地人数仍在上升。很多人是为寻求更好的医疗、环境和资产保护。一名独立经济学家说，政治风险也是个因素，对于在中国致富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与官员腐败无一点牵连的概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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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 p5 L( g( z4 Y' S  W) Z7 D移民除了可能承受高额的纳税之痛外，还承受着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交际圈子等诸多因素的困惑，更多的时候，移民者潜意识的认为自己移民后成为了“二等公民”。

; i' _; C, d; u  ^关于“二等公民”的说法，引起了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的深思。郑宇民举例说，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浙江民营企业家告诉他，其实在外面很苦，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像个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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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I/ D" H! ~* c# M: C% d呼吁更好的投资环境 “政府应好好反思移民潮，移民是一个信号，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着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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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廉洁自律、且能够有效管理的各级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企业家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事儿，只做自己的事儿。”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发表演讲时表示。 打造宜居大国的诉求应声而起。时评人士曲哲涵表示，移民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的某些“不宜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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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A: T  t8 g; V9 g* W曲哲涵认为，对移民热的关注，理应转化为这样的思考和行动：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发展和改革教育理念，让孩子的成长更健康、更快乐；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提高居民财富的安全感；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居民的尊严感……“只有从经济大国迈向宜居大国，中国才能留住财富、留下人才、留存自信，向外移民才不会成为一种热潮，带来诸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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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近日也呼吁，“投资环境好了，民营企业才能更好地创造价值，为社会服务。”宗庆后认为，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业家更有积极性和责任性，如此才不会被“拐跑”，才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国内，而不是去国外做“二等公民”。 “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政府是服务的政府，不是垄断企业的政府。”曲哲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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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h" z6 J. Y! o, r1 b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要划清政府与企业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