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生活在有毒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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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DWARD WONG于8月3日（周六）发表在《纽约时报》英文网站上的文章“生活在有毒的国度”。以下为译文： 最近，我发现自己拖着一个装着12箱奶粉的袋子和装有两套空气过滤器的纸箱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我刚结束一个公差，正在返回在北京的家，带回去的都是在中国为人父母最抢手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家庭迫切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增长的巨大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居住在中国繁华的城市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的居民，在质疑他们所呼吸的空气、所喝的水、所吃的食物的安全。仿佛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区那样。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伊拉克做报道。在那里，外国记者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袭击、交火、被绑架然后被斩首。在这些威胁中，我活下来了。现在才发现，我不知道：生活在中国，对我和我的家人是否正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在中国，这里的环境危害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不一定表现出来。对青少年儿童，这些风险被放大了。外籍劳工面临着权衡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是否留在北京。但目前，在中国，记者的工作仍然有着价值，所以我在坚持待得更久一点。我的妻子Tini也是如此，她在做亚洲记者已经十几年了，并且学习过中文。这意味着我们在让我们9个月大的女儿置身于与中国北方城市居民同样的风险。


和他们一样，我们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的空气净化器就如令人垂涎的豪华轿车。在2008年，我被派往北京后不久，就架起了两台前任记者们用过的欧洲制造的空气净化器。今年4月初，我第一次拿出其中一个过滤器进行检查：里面灰尘就象森林里的苔藓那么厚。它让我想吐。我订购了两套新的过滤器在旧金山提货，这些产品在美国买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告诉我，在2月份的农历新年期间，一位朋友从加州给她丈夫带来了一个35磅重的空气净化器。她的丈夫是一位美籍华人，被一家大型的美国技术公司派往北京。在拿到这个空气净化器前，他已经在考虑搬到苏州，因为他已无法再容忍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当我起床时，会检查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告诉我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开启净化器，以及我和妻子是否可以把女儿带到户外去。大多数的日子里，她都呆在家里。中国环境保护部周三公布的统计显示，2013年上半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在60％以上的天数里被视为是不安全的。全国平均水平也令人沮丧：在同样的6个月里，接近一半的天数不符合安全标准。环境部长周生贤告诉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说：“中国的空气质量是严峻的，污染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在欣赏户外中成长-日落、鸟鸣、草的味道、云的形状。如果我们在北京继续多住几年的话，这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对我这个成年人的肺，我也限制自己在户外的时间。我曾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的河岸边跑步，在搬来中国之前，曾跑过两个马拉松比赛，但是，我很犹豫会在北京做这样的长跑训练。我拒绝放弃的是骑自行车，即使这意味着要比乘汽车或地铁上下班接触到更多的有害空气。由于这里可怕的交通-本身就是一个主要污染源。我住在北京小巷的一个庭院里，去办公室、餐馆，都是骑自行车。刚过去的冬季-当1月份北京的细颗粒物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接触限值的40倍后，我买了一台英国制造的面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在因此正在离开中国。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医生给他襁褓中的儿子订购了个面罩。我的面罩是光滑的黑色织物带塑料旋钮，使我看起来像电影《星际大战》里的达斯维达。但这总比少活几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披露，在2010年，由于户外的污染造成中国120万人过早死亡，占全球的40%。7月份，发表在美国一个著名科学杂志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在中国北方广泛使用煤，中国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5年。
癌症的发病率在中国也在飙升，即使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在审视着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联。同时，中国境内及境外的研究均表明，产前暴露于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物，儿童表现出较慢的智力发育和行为障碍迹象。从洛杉矶的研究表明，在污染环境中的儿童，存在永久性肺部损伤的风险。在中国北方，天总是灰蒙蒙的。我和妻子有时会根据能看到多少蓝天来选择我们的度假之地–我们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和阿玛尔菲海岸。我再也不会把那样的蓝天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食品安全是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听说了在火锅餐馆里用鼠肉冒充羊肉、地沟油及生长的农作物受到工厂的重金属或废水污染的故事。对于中国和外国的父母而言，最可怕的食品灾难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牛奶丑闻，造成6名婴儿死亡，至少有30万儿童生病。从那时起，许多新生儿的父母已竭尽全力，把外国制造的婴幼儿奶粉带进中国。


在我从旧金山出差回来几个月后，我的妻子和我意识到我们的奶粉不多了，就给我们认为可能会很快来中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看看谁能自愿帮我们带。我们的朋友Alexa本周从纽约飞来，带了两箱的奶粉。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朋友答应今年夏天会给我们带。我最近跟一名在北京的女子-赵君（音）聊了聊，她付钱请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家庭主妇帮她邮寄英国品牌Cow&Gate的罐装奶粉。她说，“我们一直在担心，所以，我们希望能从海外找到具有悠久历史的好的品牌。”

中国人购买国外奶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已经导致了至少6个国家奶粉短缺。


这种忧虑并不只是牛奶。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要如何找食物来源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在我们家周围的小巷的小商店里购买水果和蔬菜吗？还是从针对外国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所开的更昂贵的商店里购买？还是购买本地有机农场的？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到了在北京东北部参观一个农村的房子，那里距离北京一个小时车程。他和他的妻子想在那里租作周末用，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看看是否能用花园种植自己的蔬菜。我知道在这里有些人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食品问题上你很难保护到自己”，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的董事会成员李博（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素食者。在2011年，在畜牧业被曝光了如此多的不法行为后，我对肉受够了。”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天，都更难辨别偏执和预防之间的那条细线。六年前，当我回到我的家乡-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收拾东西搬往中国，我的母亲递给我几管牙膏。那年夏天，她读到中国制造的有毒牙膏的故事。我觉得那时自己就像重新要去上大学那样。我把那些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这些天当我回家时，我的母亲仍然不时地给我牙膏带回北京，我不再犹豫就放进来我的包里。